张维迎: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墙外楼

来源:免费注册即送体验金  作者:皮蛋  发表时间:2018-06-06 20:05

  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在泰勒·考恩中国行第三场活动“中国靠什么保持高速增长”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从500年前哥伦布去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数字排列五专家预测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带来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在最初淘第一桶金也就是1980年代、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前些年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原因是泰勒·考恩提到的,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而不是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排列五定胆最准的专家宜,就是刮钝了之后我就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6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过去的依靠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才真的会有新的想法。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 ,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创新的速度越快。中国人口占世界大约20%,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我们历史上有过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最后,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话来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我们自己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从我们种的树上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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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庚老人辞世的消息,将我带回了辞国前三年的深圳生活。

  我认识袁老,不是在他作为”改革先锋”的人生鼎盛时期,而是在他退休荣养之后,因此可以勉强算作”布衣之交”。因为缘起于《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香港版)一书,有关他与蛇口改革的种种传说,在我与袁老的数次长谈中,只是若有若无的背景。我们的谈话,更多地涉及改革的另一面,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发韧、成型及其未来路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对黑暗面的讨论。

  1998年夏天,一位熟人给我带来口信,说袁庚先生想见见我。我当即告诉这位熟人,我有空去拜访他,请将我的电话转告袁老。结果袁老第二天来电相约,下午两点左右,他的司机开车接我到他府上。袁老随和亲切,也许是因为是布衣相交,谈话内容海阔天空。最开始是在他那极为宽敞的客厅品茗聊天,大概是觉察到我的眼光有时不经意扫向客厅那巨大的落地窗,袁老很体贴地让人将小桌与椅子搬到阳台上,让我能远眺大海与那蒙胧山影,在柔和的海风吹拂中,不知不觉间聊了两三个小时。以后,袁老每隔一两个月会来电,如果我有空,就约个时间见面。大多数时候,是我去他家里;只有一次,是他来我家,说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也想顺便看看我的家。

  关于蛇口1980年代的改革故事,有数本书与长篇报告文学专门记述其事。在认识袁老之前,我在蛇口也有一些朋友,比如由《中国青年报》来到《蛇口通讯报》工作的郭建新、魏海田等人。他们谈到袁老这位昔日的领导,及其推行改革的各种逸事,基本是尊重中略带敬畏。但我作为”布衣之交”的晚辈,更多的是感受到袁老那种有如邻家老先生般的慈祥与关怀。

  印像最深的是有次见面时,他提出要陪我逛蛇口。

  老人提出之时,我笑着说,蛇口我逛过起码五六次了,主要的地方我都熟悉。再则,您老身体虽然很好,但这样坐车走走停停一大圈,我担心您太累。但袁老说,我陪你看看,那感受可能不一样。我忽然意识到老人要游旧地,或许是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开始了这次由蛇口工业区创办人亲任”导游”的一次蛇口行。

  那天袁老精神极好,每至一处,就讲述那建筑群的由来。比如那座蛇口工业区第一座宾馆(依稀记得叫南海酒店),那早已游客阑珊的海上世界游轮,还有那依山而建的龟山别墅。行至龟山别墅时,他谈到当时建这简易舒适的别墅,主要目的是用于接待各方宾客,XXX曾经下榻此处。我告诉袁老,1988年冬,因探访来深圳的包遵信先生与其他人,来过这里。次年因陪同冯兰瑞女士来蛇口考察,在这里住过三天。曾见过一本住客登记本,几乎就是80年代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亲笔签名录,《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们,一大半都曾在这里下榻。此话勾起了袁老的回忆,此后的谈话主题就是关于权力为善为恶的问题。

  袁老对我说:”你那本《现代化的陷阱》,主要分析的是权力为恶的问题。其实,权力也能为善。你没掌过权,不知道权力是个好东西。你看,我们脚下蛇口这块地方原来是荒地,就是因为放了权,让招商局作主,然后一片片厂房,一座座高楼,一条条马路就这样修起来了,吸纳了四方人才,做了好多事情,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这就是权力为善。”

  接下来我们讨论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为恶的问题,袁老博闻强记,引证了不少西方名家之名言。末了,他问我看过广州某报对他的一篇采访没有?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对袁老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其时,深圳的媒体早已不能登有关他与蛇口当年改革的访谈。稍远(不是指地理距离)的广州能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种情况下登出来的那篇访谈,只能藏头露尾,点到为止。回忆蛇口当年之成功,却不能真正总结蛇口经验的精髓就是放权让蛇口自治;末尾总结蛇口之衰落,也无法触及真正的原因。那原因从浅里说,缘于蛇口的行政地位非常尴尬,它只是为了实践邓小平改革理念的一块”飞地”,深圳市与广东省都对这块在自己境内却无法行使管辖权的”飞地”感到不舒服。有邓小平护着,没事。但来自上方的这种保护一弱,各种事情就来了。从深里说,这个体制容不下异端与异质。您老主张言论自由,提出”法不禁止即自由”,倡言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看来,已经走得太远。邓小平是那一代领导人当中走得最远的人,您走得比他还远,这就是问题。中国的改革,本来有一体两面,有正道与邪道,二者是一对挛生子。所谓正道,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您等党内改革派坚持的道路,大家的设想是由经济而政治,经由专制到逐步放权的开明专制,再通过开明专制培养民权理念,最后自上而下完成民主化。所谓邪道,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即我在”陷阱”一书中分析批判的那条道。要想一直走正道,必然走向”六四”,挑战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胚胎时期的权贵资本主义,两条路必然会发生冲突。六四之后,邓小平处理赵紫阳,实际上等于亲手杀死了改革这对挛生子当中的健康婴儿。改革的未来路向其实基本已成定局。

  那天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左右。临别前,袁老对我说,”清涟,你说这番话容易,因为你与这个体制没有我们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难了,从青年时期,我们献身于这场革命,受过不少打击,也失望过。但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这代党内老人,一生一世都在为这个党、为这个国家尽力。要在思想上彻底决裂,好比从身上撕掉一块肉,那种痛,你们这代人不理解呐。”

  我告诉袁老,我其实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自从《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后,我与李锐、任仲夷、李慎之、朱厚泽等老一辈党内改革派有过多次聊天,他们只要一到深圳就会找我,聊及他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权贵私有化现象的深切担忧,以及对这种现象一筹莫展的深刻焦虑。因此,我太理解这些党内改革派老人的心情了。也正是在您及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共革命这幅20世纪历史画卷中曾经有过的光明一面。

  2000年之后,我的处境迅速恶化,袁老不时会来电话存问,也总是无奈地安慰我,”一切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来蛇口散散心”。我当时事情也多,加上有公安局的老朋友告诉我,袁老其实也是被监控对象,你们二人打交道,会让深圳市有关方面特别感冒。朋友说到这点,我相信是真实的,因为我与袁老的交往并不见之于媒体,也很少有人知道。既然朋友提起这事,想必是监控得来的信息在公安局内流传。为了不给袁老增添麻烦,我很少再去他那里,他来电相约几次,我都推以事情多抽不开身,袁老似乎也意识到一些什么,很少再邀请我去他家了。

  2000年6月,我受邀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访美后回国,我供职的报社在市委书记张高丽亲命之下对我施以撤职降薪不准再发文章的处分之后,我也自觉断绝了与深圳朋友的一切来往,当然也包括袁老在内。7月中旬在北京参加国务院 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后,在北京大学出了个莫名其妙的车祸,我与儿子双双受伤,脚骨折断,在家休息。期间,我接到《万科周刊》单小海的电话,他告诉我,你应该去看看袁老,他很担心你,以为你这次去美国,可能因为国内压力不再回来,再也见不到你了。于是我给袁老打了个电话,相约拜访。他让我带儿子一块去他那里。记得那天他亲手切了个榴莲招待我们母子,并且说了很多鼓励安慰的话。当时我去国之意已决,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儿子生活在一种极不安全的生活氛围中。但我不忍对袁老谈及这点。在袁老送我到楼下时,我请他放心,我会尽力照应好自己。因为不方便,我不会常来看您了。袁老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保重”。暮色中,我透过车窗看着袁老身影,心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晤面了。

  2001年6月下旬,我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一个冬夜接到了袁老的电话,我没有问他从何处得来的电话号码。双方嘘寒问暖之后,他问我还能回国吗?我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回去,一是不可能再有工作机会,在国安部门的关照下,不管我到哪个城市,都不可能再有工作,生存会有问题。二是成天生活在监控之下,有个老大哥看着你,几乎毫无人生之乐。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袁老听后不再多说,只问我,在美国,你生活有没有保障?我实言相告,只能一边走一边看了。但美国这个地方,人称插根树枝都能长成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应该没问题。袁老听后说:”清涟,真的很抱歉,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点都帮不到你。这辈子,我们只怕是见不上面了。”听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那晚,竟然失眠。

  此后十多年间,因自己这”境外势力”与”国家之敌”的身份,我从不主动与国内旧友联系。如今听闻袁老以99岁高龄还归道山,还是不免心中悲凉,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中国,与他当年为之奋斗的改革目标相差太远。蛇口招商局网站上发布袁老逝世消息时,写的纪念词是”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但无论是袁老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纪念词的写作者,都非常清楚,中国理想主义的改革早已死亡,如今只剩下”改革”之空名。作为中共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象征人物,袁庚曾承载当时中国人走改革正道的希望;到了90年代中后期,理想主义改革已不复存在;如今袁老带走的,其实是一代改革亲历者对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最后一丝残存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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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五,北京一家著名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创办人表示,官方已命令该中心停止运营。这是当局继续打压民间团体的又一个迹象。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遭关闭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女性权利倡导者都表示了震惊。该中心是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诞生的,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北京自从1989年军事镇压天安门民主示威之后,一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然后在那个时期,官方放松了对民间社会活动的管制。

  周五下午,该中心的员工聚在一起讨论停止运作的命令。该中心的负责人郭建梅是一名富有魅力的律师,“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她说。

  这道命令没有提供理由。该中心网站上的一则公告称:“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将从2016年2月1日起歇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1995年年底,郭建梅在她的母校北京大学创办了这个中心。北大2010年关闭该中心后,郭建梅将中心迁至北京北部的一所公寓,并更改了名字。

  “看起来,他们正在试图打压所有具有影响力的人,”一位长期维护妇女权利的活动人士说。“如今只要是知名人士,他们就‘杀一儆百’,确保没有其他人轻举妄动。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在加强,律师和非政府组织遭受的压制也在加剧。”由于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此人不愿具名。

  短短四个月之前,中国还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示了其在妇女权利领域取得的成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该活动的开幕式,以庆祝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20周年。他的妻子彭丽媛也参加了活动,并用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讲,吸引了大量关注。

  性别平等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去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其中强调,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的一部分,“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关停该中心意味着对民间团体的限制,因为长期以来,政府对于该中心帮助妇女在家庭暴力、子女抚养权、土地权利和劳资纠纷中争取权利的工作,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她的中心都可能被关停,这是政府打压民间团体的重要迹象,”王松莲说。

  “她供职的不是一家接手很敏感的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王松莲说。她指的是中国政府对法律界人士进行的打压。自去年夏天以来,已经有约250名律师、法律工作者和活动人士在这次打压中遭到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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